“宾！”闹市，人流中，我被一声慈母般的叫声愣住。一回头，“呀，吴老师！”便亲切地抓着她的手，恭恭敬敬地向她行了一个礼。“别别别，都快五十了，还给老太婆敬什么礼哟！”“一日之师，终身为父，您永远是我的老师！”“哈哈哈，宾，你还是小时候那么尊敬人。”这是我的第一任老师——北碚人民路小学的启蒙老师吴兴禄老师。

1966年我发蒙读书时，吴老师教会我B、P、M、F、横、撇、竖、捺。那时，我长得胖，上体育课跑步老掉队，尽管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嘘嘘，还是“夭鸭子”。 同学们都笑话我。吴老师总是鼓励我，批评同学不准笑我，还陪我一块跑步。吴老师为人慊和文静，说话细声细气的，粉笔字也写得工工整整。同学们都很尊敬她喜欢她。我上课双手背后，坐得笔挺，两只眼睛直盯着老师的讲课。吴老师看我上课认真听讲，作业也做得好，就叫我做了班主席。这可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当官啊！吴老师教完了我们低段，把我们送入高段时，她又去接一年级入学新生了。同学们都舍不得她走。

     72年，我上初中了，划片分入朝阳中学。我的班主任是全校以至全区中学校的“国文大师”罗运清老师。罗老师满面春风，说话声音宏亮而带有磁性，走路步履坚定有力，衣袖常挽齐手腕上，左肩挎个军用挎包。根据我小学的档案，我一去就当了班长。

开学典礼上，罗老师让我代表初一新生上台去在3000多人的全校师生大会上“贩言”。 发言稿中，罗老师给我修改的四言八句中最优美的一句词是“万顷红桃迎日出，朵朵葵花向阳开”。“顷”字我不认识，念成“顺”。罗老师就反复教我“qing”“qing”“qing”， 我干脆在旁边引了个别字“青”。

 开学没几天，我生病卧床在家耽误了上课。罗老师领着同学们来看我。一进门，罗老师见我脸发肿，笑盈盈地玩笑似的说：“嗬，成了大胖子了呢！”于是，帮我补习缺了的功课。罗老师最好的是瞧得起人，不嫌工人、农民家的孩子穷。“文革”给老师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有的同学不懂事跟着胡闹，罗老师从不跟学生计较，把斗争的茅头直指后来被叫做的“四人帮”。

 一次全校大会上，罗老师发言不打稿纸，即兴作了二个钟头的演讲，不喝一口水，讲话总那么斩钉截铁，掷地有声，不时博得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会后，高年级的胡泽君校友（现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司法部原副部长、西政原党委书记）、郭祥群校友（现厦门大学化工化学学院院长）、任庆龄校友（现南京航天大学飞行学院院长和秦大同校友（现重大机械学院院长，原全市“十佳” 杰出青年）当着我称赞说：“你们罗老师好霸道！”

后来，罗老师调去西师附中了，我常去看她，还常在她家“打牙祭”，萝卜羊肉汤什么的。再后来，罗老师调云南大学了。十几年前退休后，她办了个昆明美育学校。我趁出差之机会，去看了她两次，还请她俩夫妇出来吃了回“大排挡”。说实话，她是我最敬重而敬佩的老师。

我大学的老师是中国旅游管理干部学院的副院长王洪滨教授。王教授是中国旅游学的创始人，曾任国家人事部技术职称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委员、国家旅游局教材编写委员会委员、中国旅游未来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旅游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国旅游协会咨询中心专家、中国工运学院英桥高等职业学院副董事长、外交学院、北京东方大学、黄山经济学院、武陵大学等院校客座教授。幸识王教授,那是上世纪1993年2月,在国家旅游局在京开办的首期“全国三类(国内)旅行社总经理研修班”上，王教授给我们上的第一单元课《旅游概论》。他和蔼可亲的仪容，优美动人的讲演嬴得老总学生们的喜欢。那时，他尚在北京旅游学院任教导处长。课间交谈中，得知王教授正在筹建由联合国与国家旅游局共建的中国旅游管理干部学院。王教授得知我是来自重庆的，欣然道：“重庆不错呀，长江三峡举世闻名”。他欣然提笔在他亲自编著的《旅游概论》（全国第一本，后来的若干版本作者都参考并鸣谢于他）首页上签名“请赵宾先生指教！-王洪滨1993.2.13.”。

学习结束回渝不久，我收到王教授办成了中国旅游管理干部学院的信，随即赴校圆了大学梦。屈指十几年了，王教授签名的书我至为珍宝，经常阅读之，上面圈划了不少，尚甚为珍藏着。时下，王教授退休后办了个北京华汉旅旅游规划研究院，为全国数十个风景区作了规划。

前两月, 我还给他打过电话请教地区旅划和企业策划上的事啦! 他还是那么热情地对我说:“到北京就来找我啊！北京几个院校的几个教授和国家局的几个司长们还常掂记着你咧！”